思想（８）后解严的台湾文学

本期《思想》邀请四位作者，针对「后解严的台湾文学」展开讨论。我们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解严这个具体事件本身，而是这个社会一旦摆脱了威权政治所施加的束缚禁锢，前路操在己，成败得失要由自己负责了，其成果就值得理解和检讨。特别就思想、文化方面，了解解严前后的变化得主体，更有助于台湾多少思想的思考，既具有资源与自我意识。 本期关于文学状况的几篇检讨，都明确指出，文学与解严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创作自由问题。解严之前，台湾的文学意识之澎湃，已经预示着新的多元主体正在浮现；解严之后，社会的多元自觉与运动，更是这种意识提供了莫大解说严密对峙，张锦忠先生所谓的“后浪新潮”西方自涌而来，与岛内自发的认同认同潮流汇合，一时之间构成了高度同质性的众声喧哗。但是，喧哗之后留下了什么样的作品，几位评论家的评价，似乎还是多于肯定。 文学领域的展现，解封固然带来了较强开放的格局，但即使加上外界来观念的刺激，还需要有社会的动能来支撑鼓动，才能共同构成文学的活跃气氛。但是，即使形成经验已经形成，如果作家本身没有能力善用架构，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还是有限的。解封严云云，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会有很大。 解严当然满足了自由主义的长期期待，但实情说来论，在台湾，解严居然构成了自由主义的致命考验：随着解严，自由主义就丧失了动力；而在中国大陆，虽然无所谓严解严，自由主义思潮也提前宣布式微。这种情况，本身便需要理解说明。「自由主义的地位与未来」笔谈，在上一期发表四篇之后台湾学者的观察分析，引起了海内外的亮点。期继续刊登同题另外五篇笔谈文章，分别由大陆、香港及台湾学者执笔。有兴趣的读者，无妨将前期及本期的并观，认识问题的全貌。中文自由主义的衰落，当然有文章在肇因不过，其本身的体质羸弱、视野狭窄、与社会动态的窒息，也是必须承认的。这种情况，是不会随着大家的相关讨论增加而改善，只能拭目以待。欢迎加入读者笔谈。 本期的精彩文章，还有「思想钩沉」这一栏目里面的四篇珠玑之作，各自把我们的视野向着着意外的方向展开。台湾知识份子不晓得许寿裳这些人物？台湾的咖啡岂是始自星巴克？自由主义者岂能不细读严搏非先生所谈的波兰尼《大转型》（即唐诺先生笔下的博兰尼《巨变》）而廖美小姐所载的赫绪曼，为什么能够出入于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政治思想、以及绘画之间？（廖美提供赫绪曼的自画像照片，把人与艺同时带到读者的对面。）这些话题与思想的出现，令《思想》所讲述的景观超出了台湾的仄侧面，眼界陡然宽敞、繁复、明亮了其许多。 更有助于开辟新视野的作品，当推黄宗洁小姐对台湾动物写作状况的介绍。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日增，然而相关的研究还很少。有此一篇在手，读者可以掌握台湾动物写作领域的状况与得失，甚至于严重认识到所谓的「混和社区」承载着大众等与动物、植物甚于生态系统。一如思想「」通常将人类、文学对人类的紧密与理解，显然还有着限制。 本期《思想》还有两篇有关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却都不是直接关注当年那场事件，而是探讨今天有关二二八的分歧主要论述、以及针对葛超智《被出卖的台湾》这本大有影响的二二八见闻录的批评。事件的紧迫感。吴乃德的动人与惊人，正于他为这个东南亚开拓者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对等。郭誉先先生的书评或许不能说服每一位读者，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不能回避。这两篇文章的性质评估异，却都属于一个“后设我们性质”的讨论，即检讨如何理解与叙述二二八事件，是有其独特意义的。感谢余英时先生和高行健先生，他们在华人学术与艺术领域广受敬重的人物，愿意在本刊发表他们的新作。他们的赐稿，相信会鼓励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参与本刊的努力，促进中文世界思想的博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