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的清贫

◎ 内容简介阿甘在本书中试图通过研究外交制度成为典型案例，来引导一种与形式紧密相关的生活，重新构建“形式—生命”（forma-di-vita）这一重要概念。作者首先是面对规则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两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指向的，是在教会长期占核心地位的仪式，“礼仪与规则”便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而以圣方济为人物代表的12—13世纪的宗教运动，则对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传统提出了新的挑战；方济各派不再从教义和教规的角度，而是在生活层面上来明确各自的经验。由此，对“至高的清贫”和“运用”概念的重新发现与探讨，构成本书的精彩终章，也开启了新的论题。本书由资深译者邱捷从意大利文原著译出，并做了必要的注释。 ◎ 编辑推荐 如何构建一种形式——生命，一种永远不会成为对身体和世界的占有的使用？如何才能把生命赋予一种永远没有而只是循环共同使用的东西？ 规则，如果完全混同于生活，那么，什么是规则？ 生活如果无法区别于规则，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活？这就是从帕科缪到圣方济各西方修道主义令人着迷却已绝迹的现象，而阿甘本的这本书正是通过对它热忱的重新解读，试图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在计时与规则、苦行技巧与礼拜仪式等细节中成就了修道士的生活，阿甘本的论点则重在说明，修道主义的真正创新并非生活与规则的冲突，而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也许是第一次，那样的“生活”自主地肯定了自己，“绝对清贫”与“使用”的对称已经向“法律”发起了挑战。当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形态都式微，是“至高的清贫”的“形态——”，对物的利用，揭开了新篇章。 ◎推荐语阿甘生命表演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在西方传统的祈祷中发现持久的意义，同时公正地对待它们的历史性。——布莱恩·汉密尔顿，《现代神学》 阿甘本知道文学、语言和任何必要的理解所需的评估差异。这本书不是为进一步和修士精神或神学滋养而写的，它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写的，关注当前规则的劳动力性以及规则对生活的影响。——尤金·亨塞尔，《美国本笃会评论》 《至高的清贫》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果的视角，通过它来武装性、其前身及其在全球重新想象的未来。对人类学家来说，特别强调这是实践书对现代理论的关注，以及关于生命不由资本和制度的逻辑所定义的重要理论。 ——Kerry Chance，《人类学·南方非洲》阿甘本的作品是一部发人深省、文笔严谨的著作。对于先锋制度方面的学者来说，《至高的清贫》以充实的新视角呈现旧文本；对于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将会提出新的方法和工具，可以并运用到不同的研究领域。 ——约书亚·坎贝尔，《正义君主研究杂志》 就像阿甘本的许多作品一样，《至高的清贫》将历史、哲学和文学论述与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相结合。阿甘本的书通过并置、类比和理论想象的行为激发了人们的洞察力。 ——布莱恩·布里特，《宗教杂志》 ◎ 精彩书摘前言 近期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临界清修道主义的典型案例，尝试构建一种“形态——生命”，这种“形态”与它的“形态”至此休戚相关，乃至相密不可分。因为正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生命，研究工作首先的就是规则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它面对定义了修道士们为了实现理想即共同的形式所依赖的机制。严格繁复的戒律和苦行技巧，回廊、竞赛学、孤独中的诱惑、合唱礼、同兄弟修的劝诫或上司的严刑酷罚，为了从罪恶与尘世中获得救赎，以后用它们构成自己“有规律的生活”；而我们要研究的，并非或并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的，是由此而生成的“规则”事实上，对立统一关系的如此紧密又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两者之间，以至于有时它在现代学者的眼中融化为一种完美的同一性：“生活即规则”（vita） vel regula），这就是《教父规则》（Regola dei Padri）绪论中的定位；又比如，方济会在他们的《无排规则》中说：“这就是小兄弟会修士的规则和生命……”（haec est regula et vita fratrum小调...）在这里，人们争论连词“即”（vel）与“和”（et）是否造成了语义上的含糊不清，倒是可以把后面视为力场，看着它被两股相逆又相交缠的力量贯穿，而在这对力量的相互张力作用中，某种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一种“形式” ——”，固执地接近了它的实现，却又同样的固执而落空。修道主义所创新的，不是生活与规范的交汇，也不是事实与权利关系的生命蜕变，而是既对某种生命境界的认知，又不曾被人思考，在今天或许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它就是“生活即规则”（vita） vel regula）、“规则和生命”（regula et vita）、“生活的方式”（forma vivendi）、“生命的格式”（format在这些词组的表达中，为了成为导向第三意义的信号，“规则”和“生活”失去了它们到底为人们所熟悉的意义，而那第三意义，急需有待我们揭晓的谜底。 然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一样东西似乎屏蔽了第三意象的浮现，也屏蔽了大家对它的理解，障碍这个并不等于真正的存在，比如誓愿、宣判等现代民众目中具备合法意义的运用，而是属于一种绝对核心现象——圣餐礼仪，它对现代人来说是隐晦难懂的。至于修道士面对的巨大诱惑，不是15世纪的绘画惯于表达在半裸女性形象中的东西，也不是在绘画中为何缠隐修圣人安东尼奥的奇形怪状的妖魔；那是一种渴望，渴望将自己的生活打造成礼拜仪式的组成部分，新娘，不可间断。于是，此最初提出通过分析修道制度来规定“形式——生命”的研究，不得不为一项无法预见的、至少表面上的预见和不相干的功课而努力，它是一本针对礼仪职责的考古，相关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单书另行出版，题为《上帝工作的：道德职责考古学》（Opus）德伊。这种范式，既是本体论的又是实践的，它聚合了存在与行动、神性与人性，也蕴含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止塑造和表达的，从早期没有太多遗憾规定的《使徒宪章》（Costituzioni apostoliche），到13世纪的纪尧姆·杜兰德论证了下的《礼仪原理论》（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到1947年措辞严谨的教皇通谕《上帝的心动人》（Mediator Dei）。然而，只有对这种范式完成初步的定义，我们才可能实际地理解“形态—生命”所涉及的近尺明智遥远的经验。 对于修道士的活动来说，如果只能从刻苦比对道德范式中获取理解，那么，研究工作中的关键实验就不能不投入到对十二、十三世纪宗教运动的分析中，而方济各主义正是这些运动走向登峰造极的代表。主要实践不再停留在教义和法律的层面，而是走进了生活本身，从这个角度看，宗教运动在任何方面都代表了修道制度已经决定性的历史节点，修道主义的长、短、胜、负，都在这一时刻达到了张力的极限。 为此，本书将针对方济各和方济各派理论家们有关“清贫”以及“运用”的启示作出践行，并以此作为行文的收尾。关于践行，一类是早期的传说和大量的圣徒文学，经他们粉饰出来的，还不够。人性的疯子、傻子的面具，就是非人性的新基督的面具，它们共同认知了“清贫”以及“利用”的理论；另一类如《圣经》或法律文本的注释，关注事实却附带或包含的理论含义，它们将方济会的信息贯穿于法律史和教会史的学科主流。无论在哪一类惩戒中，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东西可能会成为方济会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像无法负担的任务，西方世界将不得不再次地回过头来与它对峙：如何思考一种“形式——生命”，一种分离完全了法律掌控的人类生活，一种永远不会成为对身体和世界的所有权。既然想一想生命，它永远不是一个共同的使用。 接下来这样的任务，需要制作一套“利用”的理论，它源于西方哲学体系，连沟通的原理均不成立，而从这一理论出发，还需要对那个“操作”和“政府”的本体进行批判，这样的本体，在各种表征之下，仍然继续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功课，就让我们走向《牲人》的最后一卷去展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