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

《非暴力抗爭與憲政改革》一書的副標題之路是「論中國民主化」。這個副標題表明，建利寫這本書不是為了純粹學術的研究，而是為了給中國的民主化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體現了知行合一的精神。建利的話自己就是「我說的我會去實踐」。

建利寫道：“民運多年來有許多大事都兒戲化了，組黨就是其中之一。我真希望我們說出去的比如防衛、制憲、臨時政府等不再思考兒戲化了。我還是那句話老話，我說的我會去實踐。”

建利言論很重要，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例如組黨，世界各地的經驗論證，反對者突破黨禁，要么是有大規模群眾運動作後盾（如東歐的情況），要么是國家多次選戰的積累，有幾十萬張選票作基礎（如台灣的民進黨）。封鎖中國，顯然具備這些成分。不錯，單獨的個人無法有效地向強權抗爭，我們必須進行集體行動，建立組織的目的是為了有效地進行集體行動，因此我們必須結合具體形勢採取適當的組織形式。專制高壓，面對民間的集體抗爭必須著眼於如何擴大民眾的參與和如何減少鄉鎮的鎮壓。在組織的形式上，有名無實，不如有實無名；有名大於實，不如實大於名。 政黨當然是政治組織的高級形式，但並不等同說，只要我們給自己一個政黨的名字，我們就把運動提升到了一個高級的階段。我們要為中國的民主化催生，但千萬要避免再造成習慣性流產。

所謂制憲，那是議會或專門的製憲會議才能做的事；叫臨時政府，那總要建立在事實上控制了一部分土地、人民和軍隊的基礎之上；否則只是空談，只是兒戲。我們現階段就可以研究和草擬未來民主中國的憲法，也可以就各種重大議題提出我們的替代政策。事實上，楊建利負責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在這些方面做了工作，但這和製憲，和臨時政府不是一回事。

關於正當防衛，實踐當然是對的，問題是怎樣操作，怎麼樣呢？問題是，在民眾不具備充分的自衛手段這項偵查條件下，民眾該採取怎樣的措施專門製定預防措施？這關係到整個非暴力抗爭的問題了。由於「六四」屠殺造成了嚴重的恐懼效應，許多人對非暴動有人以為，一旦人們意識到非暴力抗爭這條路不通，他們就會轉而投身暴力抗爭。其實不然。因為進行暴力抗爭意味著你死我活，孤注一擲，剩下少數勇猛者外，大多數人在苟且可以偷生的情況下是不大會參加暴力抗爭的；再說，在今天的條件下，軍人與非軍人、武器與非武器的區別已經十分巨大，這就使得完全由民眾方面發動的暴力抗爭幾乎沒有觸發的可能。問題不在於人們是否擁有武裝自衛或暴力革命的權利，主要問題是人們是否擁有相應的手段。我們由此強調非暴力抗爭，反對因為非暴力抗爭在道德上更可取，也因為非暴力抗爭在現實中更可行。如果民眾抱持著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念，從而放棄了採用非暴力的方式展開抗爭，他們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現實可行的抗爭手段，到頭來首要放棄了抗爭本身。

不錯，如果中共幾千萬黨員、數百萬軍警始終都是鐵板一塊，民間的非暴力抗爭確實難有取勝的機會。但正如非暴力抗爭專家基恩.夏普（GENE）尖銳）指出這樣，聲勢浩大的非暴力抗爭可以激化專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此前統治集團的共識：許多官員可能會拒絕執行上級的命令；軍警可能不會壓鎮和平抗議的民眾，甚至有可能引發兵變；另外，在民間的巨大壓力下，集團上層，等等。一旦發生這些情況，專制權力即宣布瓦解，民主轉型啟動。

在2002年4月臨回國前夕，建利發表了一篇文章「破南北民運之計」。建利講到，中共鎮壓境內民運，總要給境內民運扣上一個頂「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罪名，其目的目的是為了境內民運分割開來。他指出，破掉中共當局這一分割之計的最好辦法，不是境外民運小心翼翼地各自為戰，給了鄰國提供把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乾脆大張旗鼓地公開地加強境外民運的相互聯繫。建利強調，「只有用公開的理念和奉獻的精神才能打破目前的困境。」承擔此非常正確。建利甘冒險的回國之舉正是此承擔的身體力行。

這就是楊建利最令人尊敬的一點：他所說的就是他所做的，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