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史記》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緣(六點評論)(精)

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述貫穿立朝與立教的偶像問題。立教是確立奉行官學說、改正朔，要害在立德。朝無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亦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文化景意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臣漢祖制，未能成行；終於武帝德而確立的武帝代（新世代）。在儒生的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頦馿曆，改用太初曆，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曆創制（天人），加之由黃老之術而獨尊儒術（君臣）的官學調整，共同構成立教時刻。司馬遷於立教神像心有戚戚，筆法曲折，分散於《史記》各處，聚集而觀，足見其在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卻未能真正導民以德，史遷對此頗有微詞。 《史記》上起黃帝、下至漢武，黃帝作為首帝，無疑是歷史的起點和原則，武帝改漢德為土德，首首尾呼應；在此框架下底黃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漢初先帝（近古）與武帝（當朝）的周期性之化。草此小書，以漢朝的立朝與立教為線索，由此引發《史記》的敘述與司馬遷的關切；重整這一法及其背後的心法，或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問題聊備一說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