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精)

在明治維新（1868）以後的近代日本，儒學遭遇了“日本化”與“近代化”的雙重夾擊，它被作為“東洋倫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國下的“國民道德論”，被用來提升全民精神，實現“臣民一體”、文明“道德齊一”，以為以此抵制西方精神污染，進而實現“近代超克”思想“解放亞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運。戰後日本，「儒教」名聲一落千丈，人們在對「近代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時，也開始對儒教日本化的批判理論問題進行省思，人們發現在日本化背後著「日本性」問題，也開始對儒教日本化的批判理論問題進行省思，人們發現在日本化背後著「日本性」問題，即「日本化」因而可能是日本自身文化傳統究竟在日本化的問題，則是同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論性議題密切相關。日本，儒學日本化的進程已然，其原因是否由於日本已徹底「西化」抑或已退縮至「原型」則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於尚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而言，各種西方學的「中國化」既是實踐問題又是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