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的清貧

◎ 內容簡介阿甘在本書中試圖透過研究外交制度成為典型案例，來引導一種與形式緊密相關的生活，重新建構「形式—生命」（forma-di-vita）這個重要概念。作者首先是面對規則和生活的關係問題。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所指向的，是在教會長期佔核心地位的儀式，「禮儀與規則」便本書第二部分的主題。而以聖方濟為人物代表的12—13世紀的宗教運動，則對中世紀以來的教會傳統提出了新的挑戰；方濟各派不再從教義和教規的角度，而是在生活層面上來明確各自的經驗。由此，對「至高的清貧」與「運用」概念的重新發現與探討，構成本書的精彩終章，也開啟了新的論題。本書由資深譯者邱捷從義大利文原著譯出，並做了必要的註解。 ◎ 編輯推薦 如何建構一種形式－生命，一種永遠不會成為對身體和世界的佔有的使用？如何才能把生命賦予一種永遠沒有而只是循環共同使用的東西？ 規則，如果完全混同於生活，那麼，什麼是規則？ 生活如果無法區別於規則，那麼，什麼是人的生活？這就是從帕科繆到聖方濟各西方修道主義令人著迷卻已絕蹟的現象，而阿甘本的這本書正是透過對它熱忱的重新解讀，試圖回答上面的問題。如果說這本書在計時與規則、苦行技巧與禮拜儀式等細節中成就了修道士的生活，阿甘本的論點則重在說明，修道主義的真正創新並非生活與規則的衝突，而是發現了一個新的維度，在這個維度中，也許是第一次，那樣的“生活”自主地肯定了自己，“絕對清貧”與“使用”的已經向法律對稱挑戰了。當西方歷史上所有的形態都式微，是“至高的清貧”的“形態——”，對物的利用，揭開了新篇章。 ◎推薦語阿甘生命表演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在西方傳統的祈禱中發現持久的意義，同時公正地對待它們的歷史性。 ——布萊恩·漢密爾頓，《現代神學》 阿甘本知道文學、語言和任何必要的理解所需的評估差異。這本書不是為進一步和修士精神或神學滋養而寫的，它是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而寫的，關注當前規則的勞動力性以及規則對生活的影響。 ——尤金‧亨塞爾，《美國本篤會評論》 《至高的清貧》提供了一個富有成果的視角，透過它來武裝性、其前身及其在全球重新想像的未來。對人類學家來說，特別強調這是實踐書對現代理論的關注，以及關於生命不由資本和製度的邏輯所定義的重要理論。 ——Kerry Chance，《人類學·南方非洲》阿甘本的作品是一部發人深省、文筆嚴謹的著作。對於後輩制度的學者來說，《至高的清貧》以充實的新視角呈現舊文本；對於哲學和其他學科的學者來說，將會提出新的方法和工具，可以並運用到不同的研究領域。 ——約書亞·坎貝爾，《正義君主研究雜誌》 就像阿甘本的許多作品一樣，《至高的清貧》將歷史、哲學和文學論述與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相結合。阿甘本的書透過並置、類比和理論想像的行為激發了人們的洞察力。 ——布萊恩·布里特，《宗教雜誌》◎精彩書摘前言 近期研究的目的，是透過臨界清修道主義的典型案例，嘗試構建一種“形態——生命”，這種“形態”與它的“形態”至此休戚相關，乃至相密不可分。因為正從這樣的角度切入生命，研究工作首先的就是規則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它面對定義了修道士們為了實現理想即共同的形式所依賴的機制。嚴格繁複的戒律和苦行技巧，迴廊、競賽學、孤獨中的誘惑、合唱禮、同兄弟修的勸誡或上司的嚴刑酷罰，為了從罪惡與塵世中獲得救贖，以後用它們構成自己「有規律的生活」；而我們要研究的，並非或並非僅僅是這些，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的，是由此而生成的「規則」事實上，對立統一關係的如此緊密又盤根錯節地生長在兩者之間，以至於有時它在現代學者的眼中融化為一種完美的同一性：「生活即規則」（vita） vel regula），這就是《教父規則》（Regola dei Padri）緒論中的定位；又例如，方濟會在他們的《無排規則》中說：「這就是小兄弟會修士的規則和生命…」（haec est regula et vita fratrum小調…）在這裡，人們爭論連詞「即」（vel）與「和」（et）是否造成了語義上的含糊不清，倒是可以把後面視為力場，看著它被兩股相逆又相交纏的力量貫穿，而在這對力量的相互張力作用中，某種聞所未聞的新生事物，一種「形式」 ——”，固執地接近了它的實現，卻又同樣的固執而落空。修道主義所創新的，不是生活與規範的交匯，也不是事實與權利關係的生命蛻變，而是既對某種生命境界的認知，又不曾被人思考，在今天、可以想像的，然而，它是“生活規則”（vitaita）、生活規則的方式（formulas）（Mregula）、生活規則”（Tregita）生活規則的方式（formulas）、“生活”規則”（Tregita）生活規則的方式（vulas）（Mregula）生活的方式“相信” vivendi）、「生命的格式」（format在這些詞組的表達中，為了成為導向第三意義的信號，「規則」和「生活」失去了它們到底為人們所熟悉的意義，而那第三意義，急需有待我們揭曉的謎底。然而，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有一樣東西似乎屏蔽了第三意象的浮現，也屏蔽了大家對它的理解，障礙這個並不等於真正的存在，比如誓願、宣判等現代民眾目中具備合法意義的運用，而是屬於一種絕對核心現象——聖餐禮儀，它對現代人來說是隱晦難懂的。不可間斷。的：道德職責考古學》（Opus）德伊。 apostoliche），到13世紀的紀堯姆·杜蘭德論證了下的《禮儀原理論》（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到1947年措辭嚴謹的教皇通諭《上帝的心動人》（Mediator Dei）。對於修道士的活動來說，如果只能從刻苦比對道德範式中獲取理解，那麼，研究工作中的關鍵實驗就不能不投入到對十二、十三世紀宗教運動的分析中，而方濟各主義正是這些運動走向登峰造極的代表。要實踐不再停留在教義和法律的層面，而是走進了生活本身，從這個角度看，宗教運動在任何方面都代表了修道製度已經決定性的歷史節點，修道主義的長、短、勝、負，都在這一時刻達到了張力的極限。為此，本書將針對方濟各和方濟各派理論家們有關「清貧」以及「運用」的啟示做出實踐，並以此作為行文的收尾。還不夠。它們將方濟會的信息貫穿法律史和教會史的學科主流。接下來這樣的任務，需要製作一套「利用」的理論，它源於西方哲學體系，連溝通的原理均不成立，而從這一理論出發，還需要對那個「操作」和「政府」的本體進行批判，這樣的本體，在各種表徵之下，仍然繼續決定著人類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