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社會譯叢：懷舊的未來

簡介： 本書從多角度考察了懷舊這種社會現象。第一部從波德萊爾的意象、本雅明的“歷史的天使”講到好萊塢的恐龍和虛擬空間，追述懷舊從十七世紀的“疑病”演變為不可醫治的現代症狀的歷史。第二部著眼於城市和後共產主義的記憶，描寫莫斯科、聖彼得堡和柏林的變遷以及東西歐的關係。第三部寫流亡者想像中的家園，包括移民美國的俄國作家納博科夫、詩人布羅茨基、藝術家卡巴科夫等。各種形式的懷舊反映出多元意識形態與文化傳統之間、社會與個人之間的複雜碰撞。作者提出主要有兩類懷舊：修復型的懷舊試圖超歷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園；反思型懷舊則關注人類懷想和歸屬的模糊涵義，不避諱現代性的種種矛盾。 導讀： 博伊姆剖析了各種形式的懷舊——民族主義的、大流散的、流亡的、文學的、個人的；這種精彩、機智、諷喻、透徹的剖析深深觸動人心。以冷靜而溫柔的目光透視當今日常生存方式，這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 ——瑪喬麗·帕洛夫 研究現代文化的人士，若想了解一個日益依賴於全球化超空間的社會為何又是懷舊氾濫的社會，此書是再好不過的參考。 ——《書單》雜誌 導 言 忌諱懷舊嗎？ 在俄國的一份報紙上，我讀過一篇描寫近期回國訪問的故事。在蘇聯的邊界開放之後，一對夫婦從德國來，第一次訪問他們父母親原來居住的城市，柯尼斯堡。柯尼斯堡原來是中世紀條頓騎士團的城堡，在戰後年代改造成了加里寧格勒，蘇聯的一座樣板城市。在該城往昔普魯士時代的廢墟中，還保存著孤單單的一座沒有圓頂的哥特式大教堂，任憑雨水淅淅瀝瀝打在康德的墓碑上。這對夫婦走遍加里寧格勒全城，備感生疏，只有到了普列高利雅河畔，那裡的蒲公英和乾草的氣味才送來了關於他們父母親的故事。年事已高的男人跪在河邊，捧起故鄉河水洗臉。驟然的疼痛令他尖叫，他趕快躲開普列高利雅河，臉上的皮膚疼得火辣辣的。 “這條河多可憐，”一位俄國記者挖苦道，“你想啊，有多少垃圾和有毒的廢料傾瀉在河裡……” 這個俄國記者並不同情這個德國人的眼淚。懷念是人之常情，但是懷舊卻可能造成分歧。加里寧格勒/柯尼斯堡這座城市就像夢幻破滅的主題公園。這對夫婦懷舊的對象是什麼呢，這座老城嗎，還是自己童年聽到的故事？一個人怎麼能夠懷念從來沒有居住過的房屋？這個人懷念的是從電影和童話故事裡得來的、可以標誌出探望故里歸程的禮儀姿態。他夢想依靠最後的歸屬感來修補懷念之情。懷舊令他著魔，他卻忘記了自己實際的過去。這樣的幻覺在他臉上留下了火辣辣的傷痛。 懷舊——英語詞彙nostalgia來自兩個希臘語詞，nostos（返鄉）和 algia（懷想），是對於某個不再存在或者從來就沒有過的家園的嚮往。懷舊是一種喪失和位移，但也是個人與自己的想像的浪漫糾葛。懷舊式的愛只能夠存在於距離遙遠的關係之中。懷舊的電影形象是雙重的曝光，或者兩個形象的某種重疊——家園與在外飄泊。過去與現在、夢景與日常生活的雙重形象。 我們不會想到去尋求對付懷舊的藥方。然而，在十七世紀，懷舊被認為是一種可以醫治的疾病，類似普通的感冒。瑞士醫生都相信，鴉片、水蛭，外加到瑞士阿爾卑斯山的遠足，就能對付懷舊的病症。在二十一世紀，本來該須臾過去的失調卻變成了不可治癒的現代頑疾。二十世紀始於某種未來主義的空想，終於懷舊。對於未來的樂觀主義的信仰被拋棄，就像過時的、1960年代的宇宙飛船一樣。懷舊本身具有某種烏托邦的維度，只不過不再是指向未來。有時候，懷舊也不是指向過去，而是指向側面。懷舊者感到被窒息在時間和空間的常規界限之中。 現代俄語裡有一句俗話說，過去變得比未來更為難以預測。而懷舊就取決於這樣的奇異的不可預測的特質。事實上，全世界的懷舊者都覺得很難準確說出他們到底嚮往什麼：是某一個神聖的地點，抑或另外一個時期，還是某種更好的生活。懷舊的引人入迷的對象，眾所周知是難以把握的。這種撲朔迷離的情感滲入了二十世紀的通俗文化，技術的進步和特技效果常常被使用來再現過往世紀的景象，從沉沒的“泰坦尼克號”到垂死的角鬥士，到早已滅絕的恐龍。不知為何，進步並沒有醫治好懷舊情感，反而使之趨於多發。同樣，全球化激發出對於地方性事物的更強烈的依戀。與我們迷戀於網絡空間和虛擬地球村現狀對應的，是程度不亞於此的全球流行病般的懷舊；這是對於某種具有集體記憶的共同體的渴求，在一個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對於延續性的嚮往。在一個生活節奏和歷史變遷節奏加速的時代裡，懷舊不可避免地就會以某種防衛機制的面目再現。 但是，懷舊現象越多，懷舊也就越被激烈否定。懷舊似乎是一個消極的詞語，頂多是某種含有愛意的羞辱。查爾斯·梅耶爾寫道：“懷舊之於記憶，正如拙劣作品之於藝術。”對懷舊這個詞語的使用，常常帶有不以為然的意味。卡曼寫道：“懷舊……實質上是沒有罪咎感的歷史。遺產就是某種把自豪感而並非羞恥塞給我們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懷舊是離棄個人的責任，某種毫無罪咎感的還鄉，某種倫理學的和美學的淪喪。 長時期以來，對於懷舊，我也保有一種偏見。我還記得，在1981年剛從蘇聯移民到美國之後，素不相識的人經常問我：“你懷念蘇聯嗎？”我從來都不太知道該怎麼回答。我一般都說：“不太懷念，但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或者“是啊，但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 。在蘇聯國境線上，有人告訴我，我再也不能回來。所以，懷舊看起來就像是浪費時間和買不起的奢侈品。當時我剛學會回答“你好嗎？”（How are you?）這個問題，這就是效力極佳的“好啊”（fine），而不是像在故國那樣對於生活中多重不堪忍受之灰色發些拐彎抹角的議論。在那個時期，“外僑”（resident alien）這個詞語像是唯一恰當的身份稱謂，我慢慢地開始接受了。 後來，在我採訪移民，尤其是那些因為個人的和政治的處境艱難而離開本國的移民時，我意識到，對於某些人來說，懷舊的話題是一個禁忌：這是羅得的妻子的困境，害怕回首觀望就會永遠癱瘓，變成一個鹽柱，一個可悲的紀念碑，顯示你自己的悲哀和逃脫之徒勞。眾所周知，第一波的移民常常是沒有情感的，把尋根的任務留給了他們的兒孫，因為小輩們沒有簽證的負擔。然而，損失越深重，人就越難以參與公眾的悼念活動。給這樣的內在的渴望尋找一個名稱，就像是一種褻瀆的行為，把這類的失落感差不多降低成須臾消逝的嘆息聲。 懷舊對我的襲擊方式是突如其來的。移民十年之後，我回到了我的故鄉城市。熟悉的麵容和建築門面的幻影，雜亂廚房裡炸肉排的香味，破舊門道裡尿味和小水坑氣味，涅瓦河上方瀰漫的灰色細雨，細碎的辨認——這一切觸動了我，令我感到麻木。最為突出的是對時間的不同體驗。感覺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時區，在這裡，人人都姍姍來遲，但不知為何似乎時間總是很充裕。[也好也罷，壞也罷，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perestroika）時代這種時間充裕感迅速消失。]閒談和想心思的過多時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荒謬結果：時間不是某種珍貴的商品；因為缺乏私人空間，倒使人們可以私人佔用自己的時間。在反思中，很有可能是在懷舊中，我想到，沉思時間的緩慢節奏促成了對自由的夢想。 我認識到，懷舊是超出了個人的心理的。初看上去，懷舊是對某一個地方的懷想，但是實際上是對一個不同的時代的懷想——我們的童年時代，我們夢幻中更為緩慢的節奏。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懷舊是對於現代的時間概念、歷史和進步的時間概念的叛逆。懷舊意欲抹掉歷史，把歷史變成私人的或者集體的​​神話，像訪問空間那樣訪問時間，拒絕屈服於折磨著人類境遇的時間之不可逆轉性。 懷舊是悖論的，因為，懷想可以使得我們和他人溝通，然而在我們設法以歸屬修補懷想、以重新發現身份來修補失落恐慌感的時候，我們和他人常常分手，中止了互相的理解。“懷想”（algia）是我們的共同感受，而“返鄉”（nostos）又把我們分開。就是這種重建理想之家的應許位於今天許多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核心，誘引我們為了情感的羈絆而放棄批判性思維。懷舊的危險在於它傾向於混淆實際的家園和想像中的家園。在極端的個案中，可能製造一個幻覺的家園，為了它有人會準備死去或者殺人。沒有得到反思的懷舊會製造出魔怪。然而，這情感本身，對錯位和時間之不可逆轉性的哀悼，是包含在現代處境的核心之中的。 我所感興趣的懷舊，不僅僅是某種個人的病患，而且是我們時代的症狀，某種歷史的情緒。它不一定與現代性和個人的責任對立，而更可以說與現代本身是同時期的。懷舊和進步就像哲基爾和海德，乃是一個整體的兩個不同形象：是可以調換的兩個自我。懷舊不僅是對於某一地點的嚮往的表現，而且是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新理解的一種結果，這樣的理解形成了對於“地方的”與“普遍的”這二者的劃分。 懷舊情緒的爆發經常是在革命之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近期的東歐“天鵝絨”革命，都伴隨有政治和文化的嚮往的宣示。在法國，不僅是革命前的舊制度造成了革命，而且，從某一個方面來看，是革命產生了舊制度，給予它某種形體，某種限定的涵義和鍍金的光環。同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期和蘇聯的解體造成了蘇聯最後幾十年的一種形象：那是一個停滯的時期，或者反之，那是蘇聯的一個穩定、強大和“正常”的黃金時期，這個觀點在今日俄國頗為流行。但是，這裡探索的懷舊並不總是涉及舊制度或者垮台的帝國，也涉及過往時期未得實現的夢幻，和已經變得過時的對於未來的願景。懷舊的歷史很可能允許我們回顧現代歷史時不僅僅是為了尋求新穎和技術的進步，而也是為了尋找沒有被抓緊實現的機遇、不可預測的轉折和歧路。 懷舊不永遠是關於過去的；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現代的需要所決定的對於過往世代的奇思幻想，對於未來的現實具有直接的影響。對於未來的考量使我們承擔起對於我們懷舊故事的責任。懷舊嚮往和進步思考的未來，乃是本書探索的核心。憂鬱只限於個人意識的層面；與憂鬱不同的是，懷舊涉及的是個人傳記和群體或者民族傳記之間的關係，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有一種對現代狀況加以批判性反思的傳統是包含了懷舊的，我稱這一傳統為“外現代”（off-modern）。修飾詞“外”易於攪亂方向感；它令我們探索側面陰影和背街小巷，而不是進步的康莊大道；它令我們繞過對二十世紀歷史的決定論式敘述。外現代主義既批判現代對求新的迷戀，也批判同樣時興的對傳統的重新發明。在外現代的傳統中，反思與嚮往、疏離與溫情并行不悖。而且有些二十世紀的外現代主義者來自非主流傳統（亦即，相對於文化主流而言常常被認為是邊緣的或者偏遠的傳統，從東歐到拉丁美洲），還有許多在世界各地離開家園的人，對於他們來說懷舊的創造性思考不僅僅是一種藝術的發明，而且還是一種生存的策略，一種發現不可能返鄉之意義的途徑。 輸出到全世界的全球化的最普遍流行貨色是金錢和通俗文化。懷舊也是全球化文化的一個特色，但是它需要一種不同的流通方式。歸根結底，限定全球化的關鍵詞：進步、現代性和虛擬現實——都是詩人和哲學家發明的：“進步”是康德的杜撰；名詞“現代性”是波德萊爾的創造，“虛擬現實”起初是柏格森（而不是比爾·蓋茨）想像出來的。只是在柏格森的定義中，虛擬現實指向意識層面、潛在的時間和創造性的維度，而這些乃是突出的、不可模仿的人類特質。至於懷舊，十八世紀的醫生在不能確定其病所的情況下，則是推薦向詩人和哲學家尋求幫助的。我雖然既不是詩人也不是哲學家，但是決定寫一部懷舊史，在批判性反思和說故事之間遊走，希望把握住懷想的節奏及其誘惑和陷阱。懷舊是用謎語和難題來說話的，所以我們必須正面面對，做到不要成為其下一個犧牲品——或者下一個製造犧牲品的人。 懷舊研究不屬於任何一個學科：這一研究令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文學理論家、哲學家失望，甚至令自認為已經完全脫離了它的計算機科學家失望——這些人終歸還是在自己的主頁和地球村的網絡田園式詞彙中找到避風港的。娛樂產業推銷的懷舊物品超常豐富，其大部分都是甘美的現成商品，反映出對於難以遏制的嚮往和無法商業化的時間的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度的飽和正好突出了懷舊基本的、不知滿足的特點。在西方社會，由於藝術作用的減退，對於懷想的自覺探索——沒有速效方案、也沒有糖衣緩解藥片的那種探索的領域，明顯地萎縮了。 懷舊誘惑我們的是它基本的曖昧涵義；懷舊乃是重複不可重複的事物，把非物質現實物質化。斯圖亞特（Suzan Stewart）寫道，“懷舊就是一種重複，它哀悼所有重複的非真實性，否定重複具有定義身份的能力。”懷舊是在時間上圖示空間，在空間上圖示時間，阻礙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分。它有亞努斯神的前後兩張臉，就像一把雙刃劍。為了挖掘出懷舊的碎片，需要一種記憶與地點的雙重的考古學，有關幻想與實際操作的雙重的歷史。 第一部“心靈的疑病”，追溯懷舊作為疾病的歷史——它從一種可醫治的疾病轉化成為一種無法醫治的狀況，從思鄉病（maladie du pays）到世紀病（mal du siècle）。讓我們來追隨懷舊的軌跡，從浪漫民族主義的田園場景到現代性的城市廢墟，從精神的詩意風景到網絡空間和外層空間。 雖然沒有治療懷舊的神奇方法，但是有人提供了一種類型學，也許能夠闡明懷舊誘惑和操縱人們的某些機制。可以區分出兩種懷舊：修復型的和反思型的。修復型的懷舊強調返鄉，嘗試超歷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園。反思型的懷舊多限於懷想本身，推遲返鄉——有惆悵、嘲諷和絕望之感。修復型的懷舊自視並非懷舊，而是真實與傳統。反思型的懷舊關注人類懷想和歸屬的模糊涵義，不避諱現代性的種種矛盾。修復型的懷舊維護絕對的真實，而反思型的懷舊對它提出疑問。 修復型的懷舊位於近期民族的和宗教的復興的核心；有兩個主題：返回源頭和密謀。反思型的懷舊不追隨某個單一的議題，而是探索同時入住許多區域和想像不同時區的各種方法；喜愛的是細節，不是象徵。從最好的意義上看，反思型懷舊能夠提出某種倫理的和創造性的挑戰，而不單純是午夜愁緒泉湧的藉口。這種懷舊類型學允許我們區分民族的記憶和社會的記憶：前者以民族身份的單一議題為基礎，後者由具有標誌性但是不限定個體記憶的集體框架組成。 第二部專注於城市和後共產主義的記憶。城市廢墟和建築工地的物理空間、各種部件和胡亂的拼湊、國際風格的破舊水泥建築以及歷史遺產的翻修，都包含了懷舊的和反懷舊的視覺想像。城市身份近期的更新預示了對於地方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間的對立的某種取代，提出一種新的地區主義——地方的國際主義。讓我們到現在、過去和未來的三個歐洲城市：莫斯科、聖彼得堡和柏林，進行一番關於城市具體空間和城市神話的雙重的考古學，考察巡視建築、文學和新的城市禮儀，從聖彼得堡的城市紀念碑狂歡節到柏林的反歷史的“愛情大遊行”。地點包括有意的和無意的紀念物，從莫斯科徹底重建的一座宏偉大教堂，到柏林的被廢棄的現代共和國宮。從被一個迪斯科舞廳和現代的節拍器雕塑取代的布拉格最大的斯大林紀念碑，到莫斯科又被修復的極權主義紀念碑的公園；從近來被當作反文化里程碑來紀念的列寧格勒非官方的“西貢酒吧”，到盧布爾雅那擺滿南斯拉夫裝飾品和鐵托訃告的新建“懷舊咖啡館”。最後，我們從各個邊緣方面來看看歐洲的夢幻，實驗性公民社會的奇特景象，和審美的而不是市場的自由主義。和西方實用主義交易關係中的“歐洲”理念不同的是，“東方”態度以往都是更具浪漫色彩的：與歐洲的關係被設想為具有全部可能變體的戀愛經歷——從單相思到自體性欲行為。統領東西方交流比喻的不是euros（歐元），而是eros（小愛神）。由實驗民主之夢所確立，也在低得多的程度上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諸多期待所確立的這種浪漫的觀點，在2000年前後，大體上被一種更為清醒的自我反思態度所代替。 第三部探索永遠沒有返鄉的流亡者想像中的故鄉。他們既有鄉愁，又厭惡故鄉，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大流散親密關係，陌生化和懷想的生存主義美學。我們將要考察俄裔美國藝術家的想像中的家園，他們是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卡巴科夫（Ilya Kabakov）；我們還將窺探紐約的俄國移民的家庭，這些人是珍視他們的流亡者記憶的，但是不考慮返回俄國定居。這些移民記得他們的老家，那兒堆滿老式的物品和惡劣的回憶；移民渴求一個親密友人的群體和另外一種生活節奏，而正是這種生活當初允許他們夢想離開故鄉的。 懷舊研究不可避免地令我們行進減速。因為，歸根結底，懷想這一觀念本身就具有某種雖然過時卻依然令人愉快的東西。我們都渴望延長自己的時間，讓時間歸我們自由支配，做白日夢，反抗全部的不利條件，抵禦外在的壓力和閃爍不停的計算機屏幕。久未清洗的玻璃窗外暮色中，有一片閃耀的樹葉旋轉抖動。一隻松鼠在電線杆子上翻筋斗時突然僵寧不動，認為只要它不動，我就看不見它。一團霧氣在我計算機上方緩慢移動，卻不接受我想要給予它的形狀。懷舊的時分就是白日夢和懷想的那種脫離了時間的時間，這樣的時間是乾擾人的工作時間和工作理念的，即使在一個人研究懷舊問題的時候，也是一樣。 譯 後 記 《懷舊的未來》作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1959年生於蘇聯列寧格勒，即今天的聖彼得堡），198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哈佛大學斯拉夫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也是傳媒藝術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俄國日常生活神話學》（1994）、《懷舊的未來》（2001）、《尼諾奇卡》（小說，2003）等。 《懷舊的未來》討論的問題是歐美、俄美歷史文化傳統背景下和現代社會文化語境下的“懷舊”問題。 《懷舊的未來》這一標題的涵義是：作者認為，“懷舊”不一定總是和過去聯繫在一起；懷舊可能是回顧性的和前瞻性的。我們對於過去的種種幻想直接影響我們未來的現實，而對於未來的思考又使我們感覺到必須為我們的懷舊故事負責。博伊姆寫《懷舊的未來》，嘗試對於這些問題作出深入的討論。 “懷舊”或者思鄉（該詞英語是nostalgia，英語和不少歐洲語言都使用這個希臘語複合詞，亦即：nostos［回家］+algia［渴望］，漢譯是“思鄉”、“鄉愁”、“懷舊”，都與空間和時間的距離造成的心理感受有關，但是，“懷舊”顯得具有更多的時間上的意義，因而意義範圍顯得更寬廣一些。在某種意義上，在漢語裡，這三個詞語意義可以說大同小異），在十七世紀被視為疾病，現在，只有在以色列還有對“思鄉”的醫學診斷。作為與歷史有聯繫的情感，懷舊是在浪漫主義時期發展起來的，在國家和城市博物館和城市紀念碑中定型。 是否可以說，“歷史”即懷舊，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目的是為了現今和未來，也是：“懷舊的未來”。 第一部從歷史角度追溯懷舊與現代性的關係，提到了波德萊爾（1821—1867）對現代主義的理解，尼采（1844—1900）的永恆回歸和本雅明（1892—1940）的“歷史的天使”。波德萊爾是描寫“污穢”的現代主義詩人，因為他不願意使自己的詩歌藝術脫離現代城市的種種矛盾；他的懷舊是基於現代大城市的生活的。本雅明也在反抗時間的不可逆轉性質，作者稱他的方法為“對現代的考古學”；他懷舊的對象是現時及其各種可能的機遇。他在描寫克利（Paul Klee，1879—1940）的畫作“歷史的天使”的時候說，現代主義是災難性的：這個天使不是直接地接觸我們，而是在盯著我們看，不讓我們轉身走開：他已經僵滯在現時中。尼采永恆回歸的概念顯示出經驗的獨特性質。他解構了修復型的懷舊。 修復強調回歸（nostos），這是指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通過回歸民族象徵物和創造一種密謀理論來反對現代而製造神話。懷舊可以被看作是全然重建歷史的紀念碑，創造某種理想的集體家園。這一形式懷舊的危險在於使得其每一個成員都自願走向集團性的極端行動。與此相對，反思型懷舊則涉及個人和文化的回憶，不尋求重大的事實，而是論及社會性的卻非集體性的某種思念。 作者進而描寫了歐洲的夢想。和西歐實用主義的歐洲理念不同的是，東歐人更具浪漫主義的傾向，亦即，他們與西歐的交往像是情愛之事。對西歐的比喻是“歐元”（EURO），而對東歐的比喻則是“愛神”（EROS）。 第二部討論了城市和重建傳統，描寫、探索了俄國莫斯科、聖彼得堡（列寧格勒）和德國柏林在二十世紀的變遷與傳統的關係。當然有種種引起懷舊的地標性建築的故事。而這些建築又是和歷史事件，和歷代帝王將相等人的性格、教養、眼光、抱負和癖性，特別是他們的長官意志糾葛在一起的。 第三部討論流亡與想像中的家園，主要指那些移民美國或者流亡美國的俄國人，他們無意“回國”，形成了一批具有特殊的異鄉異客情感的人，他們珍存俄國的物品和對俄國的記憶，並且表現在作品中。作者稱之為外現代主義（off-modernism），即批判地反思現代狀況的傳統，這裡論述到的代表人物是移民美國的俄國作家納博科夫（1899—1977）、俄國詩人布羅茨基（1940—1996）、俄國美術家卡巴科夫（1933— ）。他們至少有一種共同的感受：童年喪失。 聯繫到這部著作，我們再來看看中國人的懷舊情懷。由於中國十分悠久而且從未中斷的歷史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所以，中國文化折射出與生俱來的歷史滄桑感，這一點反映在延續至今的中國人心理、中國文學、詩歌（尤其是古典詩歌）中。思鄉、追憶、送別、愁緒、贈詩、贈言等，多與懷舊有關。作為民族集體心理的特點，這也反映在中國古代和現代戲劇之中，看看傳統的京劇劇目、看看現今電視屏幕上關於歷代王朝，尤其是大清王朝的帝王將相、社會名流的電視連續劇；在文學和媒體方面，讀一讀關於他們的長篇歷史小說，聽一聽新興的、半娛樂式的、說書式的百家論壇對先秦經典講解，見識一下文化水平高的領導人講話引用的詩詞或者警句……可以說，這是“懷舊的未來”在中國現代文化生活、精神依託中的體現。所謂古為今用；從個人和民族整體來看，關注過去，實際上是為了現在，但是，現在永遠是瞬時的，所以更多地是為了未來（拙譯《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第一卷]，北京三聯，2006，俾斯麥的獻詞是“獻給子孫後代；為了理解過去和有益於未來”）。就個人而言，走不出懷舊，也可能鬱悒成病：各個年齡段的人都可能罹患，尤其是近年來城市出現的空巢家庭的老人。這是牽扯到社會健康問題的懷舊，來勢之猛，出人意料，其未來要求社會各個方面予以注意和解決，已經形成刻不容緩之勢。 就中國而言，最能夠代表二十世紀歷史文化心理和城市面貌變化的城市，應該是北京、西安和上海。作為天字第一號懷舊對象的北京，從1950年代至今已經變得不太令人懷念，從市容、人情、世態來看，都是如此。儘管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北京，使得那裡的收入大大高於華北和其他各地，從而引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但是，除此之外，北京傳統的魅力恐怕已經所剩無幾。（京城有人戲稱：“北京什麼都不好，就是學術好。”對吧？）更因為如今變得十足龐大，而且還在繼續膨脹，人口完全可能再成倍增加，北京正在變得生活不便、古都風韻難尋。具體事例為首者，就是拆毀內城外城全部的城牆、折毀絕大部分的城門。這是一大敗筆，這是絕對對不起祖宗和全國人民的（推薦：參見《梁陳方案與北京》，梁思成、陳占祥著、王瑞智編，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由此，不由得想到歐洲波蘭和華沙：波蘭在十八世紀末遭三次瓜分之後，亡國123年（1795—1918）。二戰初期又遭德俄兩國瓜分，在戰爭中喪失1/4人口和2/5領土，戰後國家版圖西移。遭受災禍程度在歐洲各國屬最嚴重之列。華沙在二戰後期被納粹德國名符其實地炸平，包括華沙老城。二戰後，整個國家百廢待舉，各方面困難重重，但是，波蘭國內人民和海外僑胞齊心合力重建了老城和整個華沙。此舉可謂驚天地、泣鬼神。——西安保留了城牆，謝天謝地，可以不愧對祖宗。上海可以說是中國的經濟首都；上海獨特的城市歷史的發展，構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殊性。既有其優點，也有盲目優越感和其文化心理某種程度的局限性、地方性和視野狹隘性。近年來數百萬外地人到上海工作，上海空前“對內開放”，這有助於改變上述特性。然而，關於這三大城市對往昔的懷舊所牽扯到的種種現時和未來的問題，還是等待文化史專家指教我們吧。 華人在美國融入主流社會的程度，遠不如歐洲甚至西亞、中東、北非的白種人移民，因中國人是黃種人，又因為歷史、思想、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華人也不容易融入美國根植於希臘希伯來淵源的傳統，所以，華人在美國文學、詩歌和藝術等方面的成就，和孔夫子一樣，依然是漢學家和華人矚目的對象，難以得到廣大美國民眾的認可和欣賞，難以和納博科夫、布羅茨基、卡巴科夫同日而語。 想到英國十九世紀優秀學者馬修·阿諾德（1822—1888）寫的名著《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1869）。中國學者認為，阿諾德的觀點被今天的學者稱為“歷史的先聲”。阿諾德認為英國人“具有強烈的希伯來特性：自信、偏執、專注”。而“美國人中相當一部分來自英國中產階級，他們將偏執也搬到美國去了，只會十分狹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領域。當美國人的精神振奮起來，付諸行動時，他們喚起的一般只是宗教的一面，而且還是狹隘意義上的宗教”。這一點至今仍然支配了“美國精神”。“他們面臨的最大危險，在於自以為掌握了所知道的一件事的標準。至於這條標準究竟是什麼，他們知道的又是什麼，這些在他們腦子裡只有很粗糙的信條，但他們已十分滿足了，覺得自己什麼都懂了，從今以後只需幹起來就行了。於是，在自信自滿的危險狀態下，他們放開手腳，讓屬於自我的本能力量大行其道。”阿諾德所說的“粗糙信條”正是美國精神的部分體現，符合一百多年前他用文化歸納的手法對這一民族做出的觀察和研究。阿諾德總結道：“基於希伯來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給世界帶來恐怖。”此書面世已經140年，但是歐美上層常常自以為佔據了“道德制高點”，對非基督教國家文化的文化心理優越性和居高臨下的藐視態度未見明顯改變。概括地說，我們由此可以窺視歐美上層心態之一斑。在歐美的華人也許需要多少知道這個道理，深入理解所處歐美國家文化氛圍的這一特殊性質。（參見：程亞文：《道德自信帶來恐怖》，環球時報，第19版，2003年3月21日） 博伊姆的《懷舊的未來》是一部優秀著作，在這個課題的研究方面，應該說具有開拓性和先鋒意義，在研究方法、問題探索和理論探索等諸方面，都十分值得我們中國讀者、中國學人注意和借鑒，因為中國文化實在博大精深，中國人又很懷舊，但是大都止於印象式的點滴抒情和道德化的感嘆，止於文采和修辭，而剖析、分析的水平，研究的理論深度和廣度都嫌不足，方法也有待確立和提高。 本書翻譯緣起如下：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周志剛先生得知我翻譯了帕利坎的《歷代耶穌形象》（上海三聯，1999），設法找到了我，約我翻譯同一作者的另外一部著作《大學理念重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周先生讀過我翻譯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全譯本，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得知我也懂俄語，有譯著，於是向譯林出版社“人文與社會”譯叢主編、清華大學國學院劉東教授推薦我，劉東教授約我翻譯這本與俄國歷史、文化和語言有密切關係的《懷舊的未來》。該書原書複印本是劉東教授學生龍瑜宬幫助做成惠寄，在翻譯過程中得到譯林出版社編輯黃穎的幫助。在本書出版之際，謹向諸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尤其感謝劉東教授的膽識、學術洞察力、卓識遠見和不畏艱辛承擔叢書主編重擔，並為此付出多年的、持久的努力。 楊德友 2010年清明節，於山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