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迪克

沒有一個女人是一座孤島。女性、藝術家、39歲、已婚，這是克莉絲的社會認同。在一次考察中，她瘋狂地愛上了丈夫的同事迪克，並開始和丈夫一起為迪克寫情書。 「已婚夫婦會經常這樣為了寫情書而通力合作嗎？」「西爾維爾，這位普魯斯特教授的歐洲知識分子非常善於分析愛情的細枝末節。」身為丈夫，西爾維爾對自己進行了一次精神分析： 「這是自去年夏天以來，克莉絲第一次出現這種如此興奮的高采烈度、情緒堆積。既然他愛著克麗絲，就不忍心看到傷心。也有可能是他正在寫那本有關現代主義與芬蘭大屠殺的書遇到了障礙，或者是對下個月即將開始的教學工作恐懼。還有一種可能，他是個變態恐慌。」 「艾瑪（西爾維爾將克莉絲比作包法利夫人）剛開始迷上你時，簡直是對我殘存自尊的嚴重打擊。我們的性生活又恢復活力，起因卻是一項全新的教育行為：給你寫信，迪克。每一封信不都是一封情書嗎？迪克，自從我開始給你寫信，我寫的都是情書啊。的性生活，更重要的是，透過寫信給迪克，她逐漸意識到，迪克只是一個被用來更愛意的對象，一個不重要的客體：「親愛的迪克，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殺了你。你變成了我『親愛的日記』…」而這樣的迷戀，其實其實是一個實驗，一個案例研究： 「比較遊戲，這就是個項目。我在給你的那些信裡寫下的字每個都是真誠的，但同時，我最終開始將其一次能夠了解愛情和迷戀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作為抒情主體的「自我」：「誰應該有發言權，又是為什麼呢？這才是唯一的問題。」她的談論範圍從個人的感情擴大到自己的事業，擴大到對文學、藝術、哲學、精神分裂、女性主義等恐怖主義領域，擴大到對他人與世界的擔憂：“如果女性因為囿於‘個人化’而未能創造出‘普世’藝術，那為何不把‘個人化’變得普世起來，從而成為我們藝術的主題呢？”而且，克莉絲將這些書信寄給了迪克，並以這些為素材舉辦了一場展覽：「這些信似乎開啟了一種新的文學類型，一種有趣的文化評論和有趣的創意作品之間的文體。你曾經說過，你多麼希望按照這個思路來改變學校你們的寫作課程。你願意我在我接下來3個月的文化研究上讀了一段藝術性表演嗎？這似乎讓你讀了一段藝術性表演的藝術性表演嗎？這本《我愛迪克》，堪稱被珍藏的史詩文字版本，是克麗絲的精神自傳，同時，它也是一部抽象浪漫主義的愛情遊戲，一部革命性的女性主義邪典小說，一本20世紀文化批評研究合集，一本艾瑪·包法利自己寫的《包法利夫人》……克麗絲以自覺而自信的寫作提供了一種自信的寫作想像：我們可以從慾望的海洋與數據的洪流中奪回身體和狩獵，重新成為一個“人”——“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自我，但它存在著，而藉由寫作，你可以設法捕捉到自我的變化。”；並與其他“人”建立準確的聯結——“我們墜入愛河，是希望把自己固定在對方身上，不再把自己固定在對方身上，不再把自己固定在對方身上，不再把自己固定在對方身上，”我們把自己固定在對方身上。” 「迪克，我知道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你會明白信中所說的都是真的。你明白這個遊戲是真實的，或者說比現實更真實，比它所意指的一切都更真實。」《我愛迪克》，這是一篇熾熱而坦蕩的單戀宣言，也是一場革新書信體的文學實驗，更是一份女性主義宣言——如何用第一言如何用第一言新書信體生成的文學實驗，更是一份女性主義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