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息不止的自我追尋

精神分析中的青春期，意味著反叛，意味著自我追尋與獨立，也意味著改變的可能。台灣，一個青春期的海島，還來不及哀悼光復所帶來的巨大失落，就先被戒嚴的巨手摀住嘴。反叛，有人陷入憂鬱，有人被迫沉默，就用文字發聲。戒嚴格解除後的時代，人們開始反叛其餘的，例如父權、性別鎖、婚姻、家庭與宿命，其餘的人們則開始療傷，進行一場放了太久的傷。

而文學，總能忠實反映時代。

於是我們出現了反抗噤聲的現代主義文學，反抗性別枷鎖的同志文學，反抗傳統文類的散文詩歌，以及群眾反叛與憂鬱並存的文學作品。

當我們能直面失落，傷口接受治療的時候是可能的，當我們還能反叛時，憂鬱就還不會來臨。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反叛，一種憂鬱，是一種永不止息的自我追尋。

●總以為，照著前人的話做，人生垂柳暗花明，然而總是：這裡不夠再加一點，這裡不能再疊一些！曾幾何時，一路累加的重枷鎖堆成了荒腔走板的違規建築。層層污染物板模之內的迷茫雙眼逆光往瀑布外看：「我是啥人？我置混亂位？安呢，甘丟？」

何玟珒《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的各路主人翁，在掩映著一幢幢的家族信仰中、在變化萬千的肢體意像裡、在生與死之間，有著或隱微或爆發的逆反，終是嘗試著最初的感覺而林楷倫在《偽魚販指南中》，繪畫了他從家庭枷鎖中的掙脫，嘗試將偽與真串連，發展同時作為“真心純情好魚販”及“寫作者”的新生命樣態指南。 （陳凱婷）

●陳思宏的《鬼地方》寫鬼也寫地方史，寫人也寫心靈景觀。小說貫穿回望關係隱密的秘密與創傷，同時喻台灣作為一個「鬼島」所經歷的種種暴力與困境。

●戒嚴時期的霸權歷史是漢人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凡是屬於霸權殖民地上的異端必得達拉斯，於是孽子裡的阿青走進了新公園，而《鬼地方》、《樓上的好人》中的陳家小將自我放飛出海島小城。

罷家國似乎暗示著對父權傳統的反動、對過度理想化父親的主動放棄絕，然而這群重生於新王國中的叛逆子們彼此約而同地回首、嘶聲控訴：媽媽不見了。母親們都跟著其他男人跑了，滋養的乳房最後壯碩了誰？ 墮落的母神們，矛盾地成為了孽子們的真實認同，於是真正墮落的又到底是誰？ （蔡佑俞）

●海是靜謐、喧鬧、是生機、是誘惑、是危險、是神秘、甚至是禁忌，提供豐富的營養是她，消滅一切不留餘地的也是她。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類，再怎麼想潛進、嬉遊、馳騁於海，也有極限，到達某個不得不抽身的時刻，人必須離開深邃的海。身為海洋的台灣之子們，實際上對民族地親近大海，台灣有近半數的人口不認知水性，對海充滿矛盾與衝突……。如果大海能夠喚回曾經的愛，那很大程度上是她海吸收了我們的憂鬱與反叛。

廖鴻基《最後的海上獵人》，書名中「最後的」三字，標誌出近百年來以秋風為記、北風浪為戰，白肉旗魚與獵人的海上對決，沒落中。展福號的三鏢手－海湧伯、粗勇仔、清水，分別在各自的憂鬱中沉浮掙扎，我們透過作家的逆風，虛擬一場與海分離又結合的實境。 （劉依盈）

●詩，對許多人來說，是神祕的，有時甚至是晦澀的。詩的邏輯性較不明確，模糊性高，創作過程類似診療室裡的自由聯想，是一種潛意識的語言。

夏宇以詩為創作，不斷反叛、解構與重組，她曾打散集中詩的文字，再劃分非文字性的邏輯，重新拼貼另一部作品。這其中蘊含著尋找過程的意義，詩人在尋找的究竟是什麼？是不存在的烏托邦，還是「尋找尋找」的過程本身？

精神分析裡的青春期，也是一趟不斷尋找與衝撞的旅程，終點站為定位自我的。有時完成每個人的動作不一，青春期會拉得很長，有人會停留在中途，不斷回望童年似曾存在過的烏托邦。這樣的長大意味著什麼，長大的過程中什麼突然死了，什麼又暗中活動呢？反叛，會讓已逝的復活，活著的消失嗎？

也許文學，是一趟尋找烏托邦的旅程，正因烏托邦不存在，令文學才會存在。 （謝孟婷）

●山，對近百年來來到台灣的移民目的地，一直是個禁忌：從早期模糊概念裡的「番地」、到日本官方明確定義的危險「盧比地」，再到戰後戒嚴闡述中的匪諜窩藏何處。歷代統治者希望方能在人和山之間劃清界限然而，從鹿野忠雄到戰後的鐘理和、鐘肇政……再到更後來的拓拔斯·塔馬匹瑪、楊南郡、劉克翔、吳明益……台灣歷代作家不斷跨越那條線，在高山深谷裡尋找那個在被切掉前究竟與山鏈接的自己。

本文比較鍾肇政的《高山組曲》與甘耀明的《邦查女孩》，試圖探索甘耀明筆下的山所映射出的這個時代的心靈。 （周仁宇）

●以宋澤萊《糶谷日記》、七等生《行走到黑橋》與舞鶴《微細的一線香》，三篇台灣作家的三篇小說，呈現這土地上的人情世故。思索後世讀者心理真實與歷史事實的組成。精神分析的建構是「今日」，可以說是「虛構嗎」？小說裡承認自己是「虛構」起家，創作了很多真實，心理真實。久而久之，可能變成認識那個時代的歷史事實嗎？

大家普遍認為，診間常說外頭發生的故事時，我們通常能設法聽成想像成，傳遞什麼「移情」？這種技巧的修習，是臨床訓練的重要過程，但有一個「界線」問題，診間後，小說電影作者的戲劇和劇情，不是我們的病人，我們談這些需要多想嗎？精神分析如亞當‧菲立普所說的，「精神分析是實踐的詩」嗎？那需要摸索什麼「反移情」嗎？

以文學做抵抗是個重要的想法，但要抵抗嗎？這種抵抗，和精神分析發現的「阻抗」有關係嗎？是否年輕時抵抗，後來人生卻老化而阻抗？有老化嗎？精神分析有老化嗎？它們依然是年輕貌美，對人性隨時都是革命，以淡淡的發熱黑，或者，以暗光發現暗？但這就是抵抗嗎，還是只是精神分析要的生存方式？ （蔡榮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