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

《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一书的副标题之路是“论中国民主化”。这个副标题表明，建利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纯粹学术的研究，而是为了给中国的民主化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建利的话自己就是“我说的我会去实践”。

建利写道：“民运多年来有许多大事都儿戏化了，组党就是其中之一。我真希望我们说出去的比如防卫、制宪、临时政府等不再思考儿戏化了。我还是那句话老话，我说的我会去实践。”

建利言论很重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比如组党，世界各地的经验论证，反对人士突破党禁，要么是有大规模群众运动作后盾（如东欧的情况），要么是国家多次选战的积累，有几十万张选票作基础（如台湾的民进党）。封锁中国，显然具备这些成分。不错，单独的个人无法有效地向强权抗争，我们必须开展集体行动，建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开展集体行动，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具体形势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专制高压，面对民间的集体抗争必须着眼于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和如何减少乡镇的镇压。在组织的形式上，有名无实，不如有实无名；有名大于实，不如实大于名。 政党当然是政治组织的高级形式，但并不等于说，只要我们给自己一个政党的名字，我们就把运动提升到了一个高级的阶段。我们要为中国的民主化催生，但千万要避免再造成习惯性流产。

所谓制宪，那是议会或者专门的制宪会议才能做的事；叫临时政府，那总要建立在事实上控制了一部分土地、人民和军队的基础之上；否则只是空谈，只是儿戏。我们现阶段就可以研究和草拟未来民主中国的宪法，也可以就各种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替代性政策。事实上，杨建利负责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但这和制宪，和临时政府不是一回事。

关于正当防卫，实践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样操作，怎样呢？问题是，在民众不具备充分的自卫手段这一侦查条件下，民众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专门制定预防措施？这关系到整个非暴力抗争的问题了。由于“六四”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恐惧效应，许多人对非暴乱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抗争这条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其实不然。因为进行暴力抗争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剩下少数勇猛者外，大多数人在苟且可以偷生的情况下是不大会参加暴力抗争的；再说，在今天的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这就使得完全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暴力抗争几乎没有触发的可能。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拥有武装自卫或暴力革命的权利，主要问题是人们是否拥有相应的手段。我们由此强调非暴力抗争，反对因为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更可取，而且也因为非暴力抗争在现实中更可行。如果民众抱有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展开抗争，他们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手段，到头来首要放弃了抗争本身。

不错，如果中共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警始终都是铁板一块，民间的非暴力抗争确实难有取胜的机会。但正像非暴力抗争专家基恩.夏普（GENE）尖锐）指出这样，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可以激化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此前统治集团的分歧：许多官员可能会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可能不会压镇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有可能引发兵变；另外，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也可能有分裂，开明派可能战胜强硬派，如此等等。一旦发生这些情况，专制权力即宣布瓦解，民主转型启动。

在2002年4月临回国前夕，建利发表了一篇文章“破南北民运之计”。建利讲到，中共镇压境内民运，总要给境内民运扣上一个顶“与海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罪名，其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境外民运分割开来。他指出，破掉中共当局这一分割之计的最好办法，不是境外民运小心翼翼地各自为战，给了邻国提供把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加强境外民运的相互联系。建利强调，“只有用公开的理念和献身的精神才能打破目前的困境。”承担此非常正确。建利甘冒风险的回国之举正是此承担的身体力行。

这就是杨建利最令人尊敬的一点：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