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困境：20世纪的民族志、文学与艺术

谁拥有替一个族群发声的权力？什么是文化的「本真性」？「文化」差异不仅仅是本质的问题，更关乎权力与修辞。 1977年秋天，美国波士顿联邦法庭，一群居住在梅斯皮「鳕鱼角的印地安城镇」的万帕诺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后裔，为了夺回土著失去的土地，要求在法庭上证明他们的族群身分。这群人在现代被标记为麻州公民的美国原住民，被要求证明他们的部落自17世纪起便已，在这块土地上并存居住。然而，这些印地安人的生活日益与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国清穆斯林、麻州说着当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存在其他美国原住民混合，产生极大的改变。 20世纪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纪同样的印地安人？或者我们该问的是，当涉及权利／力时，究竟体现、或突显称的族群特征？法庭上，除了印地安人共同生活「部落」、「文化」、「身体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都同时被摆上法庭接受演讲。 ++++ 1930年代，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非洲研究」，在当时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系主任马凌诺斯基的主导下，建立了这门学科自身知识体系的实践方式。自此之后，所有人类学思维都被要求经过「田野工作」这种仪式般洗礼方能获得专业上的肯认：人类学家抱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置身田野现场」，从而获得话语的职权，获得「在地者观点」的前置身分，阐述一个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污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后续的「拯救」任务。 然而，这种研究方式也同时反映了这个门始终存在的忧虑：面对科学缺乏指标的担忧，以及殖民主义在伦理道德上的必然。1980年代，美国塑造人类学将单向的「在地者观点」推展至在地者与人类学家共同塑形的「地方知」识”，使得这种“追求本眞性”的科学式命题获得解脱。民族志书写不再是繁琐的记录誊写，而是成为一个“编写”（小说）的文本。“民族志眞实”只是眞实的一部分，同时剥夺了权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持续存在的争议。 什么才是一个族群或文化敢于识别的“本真性”？（谁又拥有此权威发言？）在这个既强调多元差异又居混同的时代，“我们”与“他们”的界线？文化工作者忧心称“传统”消失，但什么是“传统”呢？这些讨论都涉及文化的敬畏模式、群体的舆论、距离的形态，以及历史发展的不同故事。据此，这不仅是文化，而是具有政治与法律性争议以及历史进程的讨论。 +++++ 全书分为「话语」、「移转」、「收藏」与「恐怖主义历史」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话语」聚焦于写作与民族再现的策略，试图表明志文本是在充满政治主导主体中的多声交流的编排（orchestrations），呈现民族志职权（民族志）权威）的历史转向与书写中见证和记录的现身；第二部分「移转」绘画民族志研究与前卫艺术和文化批判的结盟，第三部分「收藏」转向收藏的历史，所谓「异国情调」如今已近在咫尺，界线难分；第四部分则试图以非西方历史经验开展当代大会——属于「东方」和美国原住民「部落」的经验，是如何让集体身体分成为一个混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创造过程。 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观中，有一些总是阐释「不够本真」（不真实），在全球权力体系下，话语是贯穿相互关系发展的，一个文化或传统的连续性中，不可能只有差异或独特性。因此，身分是关联性的，而非本质性的。「文化」不是稳定的异国情调般的差异，自我－他者的各种不是本质上的，是权力和修辞的问题。因此，谁拥有替一个族群发声的权力？ 【关于《文化的困境》、《路径》、《复返》三部曲】《文化的困境》、《路径》、《复返》是一系列持续的思考，以及对时代变迁的回应。 这三部作品试图讨论原民社群在当代世界主义与全球现代性的进程中所涉及的现代跨国活动、殖民经验、政治记忆与文化身分等问题，并跨越实用主义手段与全球化势力，旋于各种不同的困境和特定的国家霸权。文化）中的「部分眞实」观点，提出「消防历史」（历史）作为贯穿整个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里反驳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机论述；在《路径》里阐明了罗斯堡的消防过往；在《复返》里赋予了「偶然性衔接」的历史辩证。 因此，原民文化复振从来不是一个从「殖民」开始的「解放当代」的简单过程，而是在「殖民／解殖民／后殖民」转换关系中的各式接触、交换、抵抗和冲突。在这种民族志现实主义中，我们终会领悟到原民文物复返运动与博物馆收藏正义，有赖于殖民历史与后殖民原民主张的相互与合作。李宜泽 国立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官大伟 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浩立 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林开世，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 高俊宏，国立高雄师范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副教授 蔡晏霖，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副教授 龚卓军，国立台湾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当文化接触与变迁常被简化为同化或抵抗的二元对立时，克里弗德提出了把「恐惧」与「抵抗」区分开来的重要性。除了抵抗的历史，我们也需要一个恐惧的历史，在警觉的恐惧中，身体分不是去划出边界，而是一种积极参与的、主动交流的位置。──方怡洁，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本书意图拆解民族志单作为（神圣的）口述资料文字化，本土（原住民）田野工作者身分优先于写作职权的迷思。经过上述反思，我们才能够面对当代许多可能出现的田野书写认识论问题，如：如何处理田野工作与身体分政治正确的伦理矛盾、对保存历史（传统）文化或流行混合与创新的冲突。──李宜泽，国立东华大学族关系群与文化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编完掀起人类学后现代批判风潮的《书写文化》后，克里弗德紧接出版了《文化的困境》，不仅对部落民族志的反省，更涉足艺术、博物馆、原住民等领域，至今在评论或剖析身体分政治时仍广被引用，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的地位无庸置疑。──林浩立，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的困境》是克里弗德创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也是其中探索主题最面向、理论观点最具创意的论文集。我们可以在本书中看到他的知识游历，也看到他如何跨越一个精采的文化展览演说，不断地质疑、揭露当代的各种原住民的言论；并透过并置与反驳，抽掉脚下的相互关系，让我们难以保持人类的平衡。──林开世，国立台湾大学博物馆长馆 在现代性的混乱与熵增论中，本真性、经验、这些修辞，多已石化为虚词造成，而我们需要的是动词。民族志书写尤然。超现实主义艺术进入博物馆，已例示了视觉文化驱力真实的回归。本书译笔晓畅，对于当代艺术、绘画与展示的批判，深具启示。──龚卓军，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副研究所教授兼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