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精神官能症患者

精神科医的成长之路，最懂得绝望受苦的职人书写

“我们和那些患者其实只是程度的差异，并不是本质的差异。”——陈嘉新

【精神科医生的养成之路】
陈嘉新目前是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但他曾经是亲手约束病人的精神科医生。在本书中，他写下了自己从医学生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历程。

当住院医生第一天就受到震撼教育，门诊病人多到没时间吃午饭，值班当天只能睡一小时；他的手指头差点被病人咬下来，咬他手指的不是穷凶极恶的反社会人格者，而是混乱失神的老年妇人；遇见带着硫酸来挂急诊的被害妄想症患者，他只能假装镇定，努力安抚与劝退患者，并且稍微把自己的座位调整得离门近一点……

【最懂得绝望受苦的职人书写】
对一般人而言，精神科常令人感觉神秘甚至恐怖。精神科医生这份工作，必须与许多特殊且脆弱的生命接触，也承受随时可能失去他们的冲击与感伤。“他们（患者）的死去也意味着我某部分努力的死去。谁能知道这份工作就是要这样不断且不时地面对自己的一部分死去？然后我们还要扛着这些死亡，继续活下去，服务其他人。”

【治疗病人同时自我养成】
陈嘉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揉合第一手的医疗经验，以时而幽默时而沉思的笔调记录与病人互动的过程，那些冲击他个人情绪的经验，也塑造了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感谢他照顾过的病人：“没有他们，我无法学习成为更好的医生。”本书令人了解我们与精神病患的距离，是如此似远犹近。 / ＜那些暴力相向的日子＞

我刚入行的时候，学长姐跟我说：“当精神科医生没有不被病人打过一次的。没有被打过，表示你根本跟病人不亲近；被打第二次，表示你不够小心，没有学到教训。”精神医疗里，暴力跟自杀都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反映精神病理的严重程度，同时也常是导致这些患者住院的理由，所以需要随时注意并评估。尽管我们一开始就被告诫患者暴力的风险，但有时候还是免不了被病人伤害。前面提过，精神科诊间与其他科最不同的是诊疗区后面的那一扇门，这扇门通往隔壁诊间。在门诊病人出现暴力攻击或者有其他必须立刻躲避的情况下，这扇门可以方便医护人员离开。虽说暴力出现的时候有很多种应对的办法，但是精神科强调的还是及早发现、走为上策。
我第一次被病人伤害是第一年住院医生的时候，当时我的手指头差点被咬下来。咬我手指的，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反社会人格，也不是什么幻觉妄想固着难改的精神病人，而是个谵妄失神、混乱之至的老年妇女。当时门诊以为她是抑郁症，也需要排除失智症，因此收下来住院检查以确立诊断。老人的精神问题常常与身体生理失衡有关，所以详尽的身体检查是非常必要的。这位病人入院没多久就开始拒食，入院时的抽血检查发现多重的电解质不平衡，需要打点滴补充。但是她老是把点滴拔掉，不管怎么劝说都没有办法，但保持一条有效的点滴管道又很必要。所以团队征得她家属的同意之后，决定帮她由颈静脉的位置放一条中央静脉导管，视情况变化，必要时就转送内科照护。打导管的是我同事，他当过一年内科医生，比较熟悉这些程序；我就负责固定病人的头部姿势。
打颈部的中央静脉导管，需要病人侧过头去，安静地躺好。打针的人在脖子上找到颈静脉之后，消毒、下针、放导线，再把导管套过导线，进入静脉，然后抽去导线，最后固定、接管。顺利的话，一般三、五分钟可以完成，但是如果病人乱动，或者是皮肤标记不好找，无法确认颈静脉位置，就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这个病人的状况是躁动，所以我一方面扶着她的下巴，固定头部侧转的位置；嘴里不断安抚：“一下子就好咯。”在我的手上盖着绿色的无菌布单，布单中间挖了一个洞，洞里面是她颈静脉的位置，皮肤已经消毒三次，还残留着碘酒的淡黄色。我小心地不碰到那块皮肤，那是无菌区，我的手虽然有戴上手套，但不是无菌手套，所以仍算是有菌区。我抬头示意同事可以下针了。
同事点头，戴上无菌手套，在消毒的区块再次确认位置，准备下针。就在这时，老妇人忽然张开嘴巴，咬住了我原本扶在她下巴的无名指。
“啊——痛！”我正要张嘴大喊，可是看到我同事已经要下针，我这时候抽手免不了一番拉扯，到时候可能会影响下针的准确度。我忍住，告诉自己这点痛还可以忍，只要她不要继续加大力气的话。可是︙︙可是我为什么已经戴上手套了，还会这么痛啊⁈
我脑海里不断地转来转去，想着这该怎么办。手指上的疼痛逐渐加剧，我感到我的额头开始沁出冷汗。我试着摇动手指，轻柔地把无名指抽出来，可是丝毫不能动弹。她的牙齿扣紧了我的指头，我完全动不了，而且感觉上她还在继续用力，用着动物本能，咬断任何阻碍自由活动的事物。我想推开她的下巴，但是这样静脉导管可能就打不成了，又活生生地把这个念头忍住。同事的动作其实非常流畅，但是我在疼痛当下，所有的感觉与景象都像放了慢动作。被狠狠咬住的手指一点点脱离了我的身体，我感觉到指头骨膜上的神经受器拼命地释放疼痛信号，那原本是要提醒我危险存在、生命可贵的信号，却被我想要尽责地完成手上工作的决定压制。我脑海里转过一个画面：我把手收回来，却发现我一截指头掉在手套里了……我真的有戴手套吗？
疼痛比较令人恐惧，还是恐惧令人疼痛？在我脑海里纷飞而出的手指断掉的影像中，时间极慢速地移动，空间里面的人事物则是无声地移动着。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同事把中央静脉导管放好，护理同仁接上点滴，这时候我才终于意识到：我现在可以用力把我的手指拔出来了。汗水湿透了我的内衣。
当然手指头还在，不然现在打键盘应该会很不方便。
这个事件严格来说只能算是我自己的个人疏失加上患者的自然反应下的意外。那一年住院医生还有其他真正“暴力相向”的情况，是那种必须卷起袖子要干架那样的情况。王国医院精神科跟其他地方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此处没有帮忙专职约束病人的照护员（或者叫护佐，或者我们就直接叫“大哥”）。要到后来我去海边的卡夫卡医院当主治医生以后，才深刻体会到有“大哥”在病房的好处。换句话说，如果王国医院的住院病人因为症状干扰而激动、暴力起来，只能依靠住院医生合作，把病人约束起来。虽说也可以呼叫医院警卫，不过实际上等到警卫来病房要好久，对于暴力情境并没有及时控制的效果。
第一年住院医生负责的是有门禁的急性病房，此处入院治疗的通常是精神症状较为严重的患者，伤人或自伤风险通常也比较高。某次收了一个躁期发作的病人，挂在我名下。躁期的患者活动量大、话也多、情绪高亢且自我感觉良好，但有时高亢的情绪也可以转而成为愤怒与激动，甚至是暴力攻击，这时候就需要医疗介入了。所谓的“介入”可以有很多形式，可能是用言语安抚，协助病人宣泄情绪，让他们平静下来；安抚不下来，就劝患者进入四周都有防护软垫的保护室，在里面待一下，等到情绪平稳再出来。如果连保护室隔离都行不通，就可能要好几个人联手，让患者到保护室隔离加上手脚约束，必要时还得加上药物注射加速平静过程。前者需要软言软语，最后的办法则通常是硬碰硬。劝说的软功夫需要话术，也需要脑力。约束的硬道理，则需要不折不扣的团队合作与身体气力。精神科病房里面的管理，总是这样软硬兼施。
有一次某个疑似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在急诊大喊大叫，急诊因此会诊精神科医生。我到急诊的时候，警卫已经联手把他约束在推床上。病人气急败坏，对每个经过的人都吐口水。急诊科医生看到我来，大大松了一口气，连忙把病历丢给我说：“精神科医生，麻烦你了。那病人爆凶的，每个人都骂。”
为了怕他干扰秩序，病人被放在急诊室的边缘地区动弹不得。我过去看了这个病人，跟他说了一些话。病人原本还高声喊叫，听完我说的以后，声音忽然低下来；我轻拍他已经有点浮肿的手，把他手腕的约束带放松一点，然后找张椅子坐下，把他来急诊的经过跟需要解决的问题问完，然后开立注射针剂让病人睡一下。我写会诊记录的时候，急诊科医生经过，好奇地问我：“你刚刚是跟他讲什么，让他就安静下来了？”
“喔，我只是跟他说：‘你这么凶巴巴大声说话，连我都会感到害怕，我想其他人也会很怕你吧。’他被你们绑了起来，失去了自主性，他也害怕啊。他凶起来只是想要回主导权，而我告诉他，他有主导权，而且可能也让别人像他自己一样吓坏了。”我抬头跟急诊科医生说：“他又叫又喊了一整夜，其实也快累坏了。大家都要一个下台阶。对了，我记录写好了。”顺手把病历递回去给他。急诊医生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我没有跟急诊科医生说的是，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口头安抚下来。但是没关系，反正横竖都要打针镇定，难得可以谈下来，就让我享受一下精神科医生难得的荣耀时间吧，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累得像狗呢。
回到这个病房里面的躁症患者。那天下午，不知为什么，他激动起来，往地上摔东西，威胁要揍人。护理人员口头劝不下来，于是找医生来约束病人。我去的时候，病房总医生正试着跟病人对话，但是看起来要劝下来的机会不大。给病人躺的推床都准备好了，放在病人背后的保护室门口。总医生眼神示意我跟另外一位医生到病人后面，等他一声令下。我赶紧把医生服跟身上的配件都拿下，知道肉搏战要开始了。病人彼时在狂躁的情绪中碎碎念着他的不满，夹杂着明显的妄想内容，似乎并没有注意背后的几个人。总医生这时候说：“李先生，你如果没办法平静下来，就让我们帮助你吧。你先进保护室休息一下。”总医生眼神一使，我们就开始动作。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从后面欺身而上，分别抓住病人的左右手臂。原本的计划是要分别固定他的大关节，限制他的动作；然后大家就可以分头将他移到推床上约束手脚。不过……
不过病人实在太壮了，力气又大。狂躁之下他想要抽出双臂，我们都抓不住。这时候三个人重心不稳，我们又不能放手，所以两个人全都向前倒，压在病人身上，像是人体叠叠乐一样，把他压在地上。我鼻孔的气息就贴着病人的后颈猛吹。我从来没有这么贴近过病人的身体，我自己上面还有我同事，所以我也动不了。病人这时候发现他被两个大男生压住，动弹不得，便开始大喊：“你们不要压我！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这时候大伙儿才上来把病人弄到推床上。病人显然被吓到了，也就乖乖地被约束起来，推进保护室打针。
一切就绪，护士长跟我们道谢：“还好你们有赶上，帮忙约束。”我连忙挥手：“没有什么，病房暴力事件需要处理，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我转头看着监视器里面，保护室里的病人此时在药剂作用下，已经沉沉睡去。我低声说：“平常都动嘴说话、动手写字，偶尔也需要动动身体啊。”像是跟护士长说话，更像是我对自己说的。
我转头回来，原来护士长早已经不在我身边，走到其他地方去忙了。病房又恢复成平时的安静。仿佛一切骚动都未曾发生过。